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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廷的两股新政治势力之一是新贵派，代表人物是醇亲王载沣，他也是光绪的胞弟。现在载沣进入军机处己经近两年了，由于有慈禧的扶持，而载沣本人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，虽然没有大的出彩，但也没犯什么错识，而旦现在己经建立了一个以醇亲王一系的亲属人员为主的班底。
当然载沣能够被慈禧选中，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出众的能力，主要是他的嫡母是慈禧的妹妹，而妻子是荣禄的女儿。因此在私下里也有人传言，慈禧这是在准备光绪的继承人。虽然在庚子国变之后，慈禧己经放弃了废除光绪的打算，不过光绪一直都没有子嗣，虽然还算年轻，但身体一直多病，准备一个继承人也是完全应该的，而当年光绪继承同治的帝位，也以弟及兄，而且现在局势复杂，清廷虽然稳定下来，但国家需要一个成年的君主，载沣是光绪的亲弟，选他做光绪的继承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另一股势力则是清流派，代表人物是瞿鸿禨，还岑春宣。其实清流派在同光时期，一直都是清廷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，以“勇于言事、标榜风节、经世匡时”标榜自己，而当朝廷主要是利用清流派来制衡洋务派，张之洞、张佩纶都曾是清流派的重要干将。不过清流派大多都是好为空言、不识时务、眼高手低之辈，因此要么是像张之洞这样转为洋务派，要么像张佩纶，彻底告别官场。
其实瞿鸿禨和当初那批清流派没有什么关系，他是在庚子国变时随慈禧太后西逃，忠心耿耿，又承担了撰旨之责，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，在归京之后很快就进入军机。不过瞿鸿禨是这时清廷十分少有的清正廉洁官员，其个人操守，足可以与包拯、海瑞相比，但这样的人往往的自诩清高、而且具有一种使命感，对看不惯的事情都会直言进谏，丝毫也不留情面，和早年的那批清流派确时有几分相似之处。
慈禧也有意把瞿鸿禨打造成新的清流首领，因为这批人虽然干事不行，但骂人却是拿手，因此在必要的时候，确实很好用。
这一次军机处的变动，这两派都没有什么损失，各有一人在军机处里，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是慈禧倚重来平衡朝政的重要力量。
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中立派，代表人物是李鸿章、张之洞，还包括早一步退出军机的王文韶。这一派的特点是都是官场的老油条，而且为官多年，威信素著，本身就极有影响力，倒向那一派别，那一派别就会声威大振。当然他们也不会轻易的偏向某一派别，而是和朝廷保持一致，由于他们都是老于世故，并精通为官之道，因此对朝廷动向的预判都十分精准，往往也成为带动大部份官员倾向的风向标。
慈禧的手腕说起来也简单，就是利用实权派做事，用其他几派系牵制实权派，并互相掣肘。而越是简单的道理，就越是体显慈禧把政治权谋己经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而新的军机班子组建之后，刚刚进入军机处袁世凯立刻上奏朝廷，请求派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，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。
原来日俄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，但这时日本己经取得绝对的优势，而且在战场上取得相当辉煌的胜利，在中国的媒体舆论看来，日本蠃得这场战争，己经是稳操胜券了。
但总结日本能够战胜俄国的原因，中国舆论基本都归结为是立宪政体对政体的胜利，因为日本是立宪国家，俄国是国家，立宪国家对国家的战争，立宪国家一定胜于国家，因此中国想要富强起来，就必须立宪。有的媒体把华东政府也拉进来，说华东政府也是实行立宪制度，才能在庚子国变期间击败八国联军，可见立宪强于。
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把立宪政体的本质弄清楚，更是没有把日本战胜俄国的根本原因搞明白，日本能够战胜俄国，和两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至少不是主要原因，而且严格来说，日本也不能算是标准的立宪国家，而俄国的程度，其实也比清廷好得多，而华东政府的制度更是和立宪政体风马牛不相及，不过华东政府也并没有作解释。
于是从1905年初，在中国就形成了一股要求朝廷仿效英、德、日本之制，定为立宪政体之国的舆论风潮，包括相当一部份地方督抚大员、士绅、乡贤，驻外使臣等也都上书朝廷，要求立宪。袁世凯的这个建议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。
而袁世凯的这个建议，也在清廷引起了极大的争议，首先是在军机处里，除了庆亲王支持袁世凯之外，张之洞不置可否，其他5个人全都反对，由其是世续、那桐直接就和袁世凯吵了起来。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并没有把立宪政体弄清楚，但还是了解一点的，立宪和原来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限制了君主的权力。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施行了数千年高度国家来说，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，肯定会引发极大的争议。在某些官员，由其是满族官员看来，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，足可以抄家亡门了。
其实袁世凯提出这个建议，是有自己的考量。袁世凯能够发迹，戊戌政变是一个关建点，在戊戌的关建时刻，袁世凯选择投靠到慈禧这边，为自己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不过在袁世凯飞皇腾达之际，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，就是得罪了维新派、得罪了光绪，逃到海外的维新派更是将袁世凯视为维新的叛徒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。